“围标串标扰乱政府采购秩序，打击潜在人投标积极性，也给国家利益带来了损害。因此，必须全方位预防和打击并重，遏制其发生。” 业界人士呼吁。

公开采购信息

“招标信息一定要尽可能公开，参与的供应商多了，一旦有一个以上供应商不参与，串标就难以形成，必要时可延长信息发布的时间，也可主动邀请信誉好有资质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主任吴继勇如是说。 

无独有偶，安徽省马鞍山市政府采购中心主任章家菊也把信息最大限度地公开奉为上策：“让尽可能多的供应商知晓并参与到政府采购中来，不失为避免围标串标良策。参与的供应商多了，有串标图谋的来了，愿意受控制后利益均沾的也陪同前来，但不愿受控制想凭实力抢‘蛋糕’的也来了。这样，图谋不轨的人想串也串不起来。”因此，为了能让供应商最大限度地了解采购信息，马鞍山市有时还会在信息发布后，提醒供应商去察看。对于偏冷的项目，除了在指定媒体、当地媒体发布信息外，还会在周边城市、发达地区或者该项目生产集中的地市媒体发布公告。

业内专家提醒，防止围标串标还要注意分清参加投标的供应商是否是同一母公司下属的分公司、同一经销商下的分销商。 

降低准入门槛

降低准入门槛，放宽资格预审条件，放开对投标人数的限制也是避免围标串标的途径之一。在操作中，根据潜在投标人数和市场情况，适当压低投标人最低下限，让更多投标人参与竞争。章家菊介绍，没特殊要求的，尽量不去限制。因此，在电子显示屏、图书采购中，参与竞争的供应商很多，“其实，设置过高门槛对采购人也很不利，我们会尽量与采购人协商，让采购人知晓利弊。” 

业内专家建议，应全面推行招标公告、招标文件统一范本，最大限度地消除人为设置门槛，搞“对号入座”。

完善评标办法

据青海省政府采购服务中心主任史生德介绍，围标串标的情形多数出现在工程、大的医疗设备采购中，“我们的办法是在操作中不断改变评标办法。” 

业内专家指出，串标的核心是中标价，防止串标最直接办法应该是最低价中标。最低评标价法是国际惯例，效果也非常显著。它抓住了招标的本质，大大简化定标原则，节约了财政资金。勿庸担心，最低评标价法并不会因为价格优先的原则而使投标人忽视投标方案的设计，而恰恰由于是最低价中标，投标人会在投标书上更下功夫，千方百计优化施工方案，从而达到低价中标、优质施工、实现合理利润的目的。 

提高业务水平

在四川省政府采购中心副主任严莉华看来，单一品牌采购最容易导致围标串标，所以首先不能指定品牌。她介绍，在汽车采购中，陪标的情况较多，一些品牌厂家就规定了“你必须报多少，否则取消你经营资格。”在采购活动中往往是代理商们或轮换中标，或由一家公司中标后大家分包，“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但拿不出证据，奈何不了他们。” 

健全配套法规

《反不正当竞争法》和2003年3月8日国家七部委颁布的《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的有关条款对之作了较为详尽的法律界定，《刑法》也有“串通投标罪”的相关条款，是对串标行为处置的法律依据。 

但《政府采购法》中对围标串标的认定没做规定。业内专家指出，现在有必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拿出定量指标，尽量不要模棱两可。同时，还应规定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使串标者的行为成本大大高于其风险收益。另外，还应建立公示制度，使失信者无所遁形。 

加大监管力度

“如果监管部门态度不坚定，集中采购机构会很无助。政府采购监管与操作是一个体系，作为同一系统的各方要形成共识，提高法律意识。”

各有关部门应在政府监督的统一协调下，分工协作，共同做好招标监管工作。对串标者要保留追究权，不论是在投标时发生还是其中标后在履约过程被发现，都应严肃查处。 

     在工程采购中，应对工程造价实行动态监督。修订和完善现行工程预算价编制方法，改进信息价发布制度，推进施工企业编制企业定额，作为报价和评标质询的依据。大力推行工程量清单计价招标，开展工程量清单和预算价编制情况检查，防止围标串标哄抬工程预算价和投标报价。对不按现行规定编制工程预算价致使价虚高和投标人盲目压价的行为，要严肃处理、并记入不良行为档案；对中标价明显偏低的项目进行重点跟踪监督，防止低价中标、高价结算。 

    “防止围标串标，应该加大监督力度，引入社会监督也很必要。”湖南省政府采购中心主任邓东亮指出。可以针对监管部门因没有线索或证据不足的尴尬，可以设立举报奖金，发动群众监督。 

增强惩治力度

一旦发现串标，政府采购部门应及时进行调查，对查实的串标案件，要依法依规，取消中标人的中标资格，终止合同履行；对泄露供应商名单的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并予通报；对串标供应商，没收投标保证金，并视情况拒绝其参加政府采购，如属于代理商之间的串标，情节严重的可取消其所代理产品在本地区参与政府采购的资格。加大打击，杀一儆百让投标人望而生畏。 

同时，法律可以直接设定对串标指挥策划者限制其终生权利行为能力的处罚。指挥策划者大凡都是公司的法定代理人或总经理或其他“高级人才”，如果串标者能够从一次的串通投标中获得足以使其享用终生的利润，我们的法律为何不能限制其终生权利行为能力呢？ 

还有业内专家认为，最高3年的有期徒刑同几千或上亿元的损失相比，实在是太不相称，现代《刑法》讲求“罪责相等”的原则。串通投标的行为实质是“经济诈骗”，而我国的《刑法》对于“经济诈骗”的最高刑罚是“死刑”，我们是否可以按照犯罪标的数额来加重其刑罚呢？

小编有话说

其实，不能怪各个企业想方设法的提高中标率，因为工程领域的企业大环境就是如此，大型央企、国企从一开始就自带各种“光环” ，而反观民营企业，起点高度本就不能与央企国企相比，却要在同一个市场环境下相互竞争，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再加上近两年的新政策似乎也是更倾向于央企、国企，在之前要求的淡化资质方面，民企经营多年艰难争取的资质仿佛成了一场空，而随后又出台政策大力推进工程总承包，一时间又在强化央企、国企的统治地位。这些政策的出台似乎对民企总是那么不友好。导致现阶段的民企如同“惊弓之鸟”一般，企业的生死存亡自身已无能力掌控，就像是无人照顾的孩子，任何努力都要靠自己，苦苦挣扎中稍不留神就会“跌落悬崖”。

近些年国家基建领域全面发展，产值逐年提高，而建筑行业的发展却呈现“一边倒”的局面，大工程、大项目民营企业毫无能力插足，总是在一些微小型工程上面徘徊，为了生存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触碰法律。

我们总是希望行业间的公平竞争所带来的均衡发展，可实际之中的却并非如此，这每一起事件背后的数据，更多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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